經義、君德與治道*
——宋代《論語》經筵講義研討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孔子研討》2020年第6期
摘要：《論語》從仁宗時便已成為宋朝諸帝經筵必學的經典，尤其是在高宗、理宗朝被反復進講。《論語》中蘊含的為學明道、正心修身、孝悌愛親、暴政德治、節用愛人、學為圣人等思惟，是經筵官們借助經義詮釋引導帝王以“學”明“道”成“德”致“治”的經典依據與價值源泉，為君臣在為政治國理念與思惟意識等方面構成共識供給了契機，呈現了學術與政治的互動。其經義詮釋具有義理發揮，出之己意，規諫君王；情勢不受拘束，議論說理，清楚曉暢；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切現實等特點，對宋代經學向義理之學轉型，以及《論語》的官學化、社會化與普及化具有主要意義。
關鍵詞：《論語》 經筵講義 經義 君德 治道
作者：王琦，女，1976年生，湖南邵陽人，哲學博士，長沙理工年夜學傳授，湖南汨羅屈子書院執行院長。研討標的目的為儒家哲學。長沙410114
宋代建國后，為重建“治道”，周全奉行武功政策，“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致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①]宋朝對文人士年夜夫的重用，極年夜激發了他們“以全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與責肆意識，積極參與國家與處所事務的管理。而人君躬親“典學”，又促進了經筵軌制的完美與帝學的興盛，[②]一種與帝王教導相適應的新經學體例——經筵講義應運而生并廣泛運用于經筵講學之中，為士年夜夫借助經史義理的詮釋影響帝王與政治供給了契機。[③]《論語》作為記錄“圣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的經典，[④]是經筵官們經筵講學、教化帝王最主要的思惟資源之一，包養網推薦[⑤]其在宋代經筵進講情況若何？《論語》中哪些思惟資源為經筵官們所關注？在經義詮釋之中能否寄寓了某種思惟觀念與價值幻想？經筵講義的特點是什么？本文力圖通過對宋代《論語》經筵講包養俱樂部義進講過程的周全梳理，探討經筵講學的內容與經義詮釋的特點，進而探析經義、君德與治道之間的內在聯系，展現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
一、《論語》在經筵的進講
《論語》在漢文帝時便有博士傳授，漢昭帝、漢宣帝、漢明帝都曾學習過《論語》，但總體而言，從漢至唐，《論語》并未成為帝王教導的必備典籍，留下的史籍記錄也未幾。[⑥]真正將《論語》作為帝王教導教材并開展周全學習的是宋代。真宗早在做太子時便已屢次學習《論語》，他曾經回憶道：“朕在東宮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⑦]邢昺曾“在東宮及內庭侍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⑧]這表白，早在太宗時《論語》至多已成為皇太子教導的主要教材。乾興元年（1022），仁宗即位，開經筵，召馮元、孫奭講《論語》。[⑨]天圣二年（1024），仁宗幸國子監，令馬龜符講《論語》。[⑩]天圣四年（1026），皇太后命經筵官錄《論語》等有利于“資孝養、補政治”等要言以備“帝覽”。[11]慶歷七年（1047）從三月至玄月，楊安國等為仁宗講《論語》多篇。[12]可見，在仁宗時《論語》已成為經筵講讀的主要典籍。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始御邇英閣，召呂公著講《論語》，并延續到至治平元年（1064）。[13]元豐八年（1085）哲宗初即位，“御邇英閣，講《論語》”，至“元祐二年（1087）玄月十五日講《論語》終篇，賜宴東宮，”[14]共用往了兩年多的時間。其間程頤進侍經筵講《論語》，范純仁、傅堯俞、黃履、孫覺、范祖禹等也曾為哲宗講《論語》。[15]楊時在宋徽宗、宋欽宗時，進講《論語》多章。[16]由此可知，從仁宗之后，《論語》已成為經筵必學經典，并為歷代諸帝所遵照與傳承。
宋室南渡，政權稍稍穩定之際，高宗即于建炎二年（1128）開經筵，召“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17]紹興元年（1131），除程俱為中書舍人兼侍講，進講《論語》《孟子》。[18]紹興五年（1135）召“孫近、唐懌仍講《論語》《孟子》。”[19]紹興包養犯法嗎七年（1137），高宗召尹焞為崇政殿說書，“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惋惜“甫及終篇而卒”。[20]紹興九年（1139）七月，“講《論語》終篇。”[21]紹興十三年（1143），高宗親寫《論語》之書，“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22]體現了對《論語》濃厚的興趣。紹興三十年（1160），王十鵬為建王（孝宗）府小學傳授，為皇子皇孫講授《論語》。[23]可見，在高宗時《論語》不僅在經筵被反復進講屢次，並且成為了全體皇室成員的必讀典籍。孝宗淳熙七年（1180），陳龜年以“伴讀皇孫《孝經》《論語》終篇，遷秩。”[24]慶元元年（1195），袁說友權戶部尚書兼侍講，[25]為寧宗講《論語》。[26]理宗紹定四年（1231）三月，“以經筵進講《論語》終篇，召輔臣聽講”，并賜宴。[27]端平元年（1234），侍講徐僑奏請理宗：“《論語》一書，先圣格言，乞以《魯經》為名，升為早講，”[28]被采納。淳祐四年（1244）“經筵進講《論語》終篇”，依例賜宴，“進講讀、侍立官一秩。”[29]此外，徐元杰、袁甫、劉克莊均曾為理宗講《論語》。[30]可見理宗朝《論語》講習之盛。咸淳五年（1269），方逢辰任兼侍讀，為度宗進讀《論語》。[31]終宋一朝，《論語》都是帝王必學經典，尤其以仁宗、高宗、理宗朝最為典範。宋代諸帝研讀時間之長、次數之多年夜年夜超出了前代諸朝，無疑《論語》對宋代帝王的品德修養、政治生涯與學術思惟產生了主要影響。
二、致君堯舜：《論語》經筵講義詮釋的幻想尋求
雖然《論語》在經筵屢次被進講，但通過對《四庫全書》《全宋文》等史籍的檢索與收拾，僅有呂公著、楊時、程俱、王十鵬、袁甫、劉克莊、徐元杰、袁說友、方逢辰等留有《論語》經筵講義之作，重要為《學而》《為政》《述而》《陽貨》《微子》《子張》《八佾》《雍也》《顏淵》《子罕》等篇章經文的義理闡發，此中除呂公著、王十鵬的“學而時習之”章，楊時、劉克莊的“巧舌令色”章，袁說友、程俱、方逢辰“賢哉回也”章等所進講的篇章雷同外，其余皆分歧，經義詮釋也各有著重，但這并無妨礙經筵官們在此中寄寓某種類似或雷同的思惟理念與價值幻想。由于宋朝“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32]通過“創通”經義，取法堯舜，回向三代之治已經成為宋人的一種廣泛意識。是以，士年夜夫們在君主集權軌制下，認為要實現“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的政管理想，[33]最有用的方法莫過于從權力的源頭出發，為帝國培養德位相稱并合適儒家幻想的圣王。因此若何通過經筵講學與經義闡釋，引導帝王學為堯舜，成績君德帝業成為了經筵官們的嚴重責任與教導幻想。是以，在經筵講學中，經筵官們均乃至君堯舜為旨歸，圍繞君主之“學”“德”“治”等主題展開經義闡發與詮釋。
（一）為政必先為學
范祖禹認為帝王“本日之學與不學，系全國改日之治亂。”[34]帝王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控者，其品格修養、學識涵養與思惟觀念決定了全國之興衰治亂。帝王為政治國當先了了帝王之“學”與“政”的關系及其特點。
1.帝王之“學”與“政”。鑒于帝王特別的成分，帝王之“學”天然有其分歧的請求與特點。呂公著在解《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時便特別強調：“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圣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專心，以求治全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罷了。”[35]與書生之學以分章析句為重點分歧，帝王之學當以堯舜為法，力圖治國平全國之要道。同時“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若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徳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36]“學”與“政”關系親密，是以仁義德治之道引導帝王，還是以管商刑名之術教導人君，將直接決定國家的政治走向與治國方略，牽涉到霸道與蠻橫之別，故帝王之“學”不成失慎。此外，“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37]帝王為政必先為學，學不僅是為晉陞其品德修養，更應是心懷全國，學以行之，成己成人，惠澤蒼生。
2.學以明理往蔽。“自古圣主臨政，愿治身致承平未有一事不由于學”[38]，然“學”當從何而進？王十鵬曰：“昔孔子以天縱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之圣，講道洙泗之間，群全國英才而教導之，蓋三千人。門生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后世，與六經并傳”，該書乃“造道進徳之門戶，窮理盡性之來源根基”，凡欲修身、事親、事君、治全國國家者，均“不成不知是書”[39]。徐元杰說：“求道莫切于求心，求心莫切于求仁”，《論語》中蘊涵著“圣人心法之傳”以及“帝王相傳為學切要處”，故程頤以《論語》經筵進講，力圖“仿先儒之言，發明求心之旨，以助圣學端本行仁之萬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平易近四方遠近，莫紛歧于正，人皆有士正人之行，不徒以言語視《論語》”[40]。《論語》對帝王修身樹德理政具有主要的意義，為學為政當從《論語》而進。劉克莊解《論語》“六言六蔽”經義曰：“夫曰仁、曰知、曰言、曰直、曰包養網VIP勇、曰剛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正人之所當好，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往其蔽也。”[41]無論是帝王還是通俗士人，《論語》都具備學以明理往蔽的普適性意義，在分歧的社會階層均可發揮其維系世道人心與社會次序的感化。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說：“故《論語》始于言學，終于堯舜禹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42]《論語》中深入的思惟內涵與價值理念，是經筵官們引導帝王“學”以明“理”成“德”致“治”的經典依據與價值源泉，為帝王學為圣王供給了為學路徑與榜樣。
（二）君德成績之要
程頤曰：“全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績責經筵”。[43]欲成績君德當始于正心修身而推之家國全國。
1.正心修身。為引導帝王修身樹德，經筵官們非常重視《論語》中“心”“性”思惟資源的發掘。如王十鵬言學《論語》“當自正心誠意始”，“正其身而全國自歸”。[44]徐包養網推薦元杰說：“《魯論》言出心字只要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安心罷了”，以求心為帝王“為學最切要處。”[45]并運用理、心、性等理學思惟闡發“政者正也”的經義，指出心為身之北辰，當“正同心專心以為萬化之原”，“為上者可不兢兢而存省之哉！”[46]以正心為修身理政的最基礎。方逢辰曰：“才稟于氣而性原于理”，“夫為學之道，內明五常之理，外盡五倫之事，變氣質于有生之初，絕物欲于有知之后，必資師友之講明，方冊之誦習，然后能開其心術”，認為只要洞悉“人倫日用之道”，做“誠篤切實之功”，方可“明物察倫，治心修身”，“消磨其物欲，變化其氣質，而為圣賢正人之歸。”[47]指出帝王為學重心在于體認倫理綱常，擯棄物欲，篤實力行，變化氣質，學為圣人正人。
2.孝悌愛親。在以宗法血緣關系為中間的家國同構社會中，孝悌被認為是“百行之先”，對維護國家管理與倫常次序意義嚴重。王十鵬指出“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擴而充之，至于格高低，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于此者。”自古堯舜之“包養合約道”與“功”不過是“以孝弟擴而充之”的“理一罷了”。反之，不孝悌者“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包養價格ptt為亂臣”，“亦理之必定也。”[48]孝悌是家族和氣、社會和諧、國家穩定的基石。徐元杰進講《論語》經義九則，就選用了“孟懿子問孝”“孟武伯問孝”“子游問孝”“子夏問孝”四章，指出“欲求盡孝者，要必合四章而并觀，反吾身而密察圣人之所以告四子者，斯能備其道于一身，否則或虧其一，皆不得謂之孝矣。”[49]孝親之道不僅包含以禮事親、敬以愛之、色愉容婉，還應為親自愛其身，才可謂真正的“盡孝”。楊時則通過講“慎終追遠”章勸誡人君當以舜為法，終身慕怙恃，以誠敬養生送命。[50]足見孝悌在儒家思惟中的主要位置。
3.仁愛全國。“仁”在《論語》中既是一種德目，又是眾德之總名，還是一種高貴的品德境界。培養仁愛之君是經筵官們的幻想尋求。方逢辰、程俱、楊時、袁甫、徐元杰等非常重視在經義講說中以“仁”引導君王。方逢辰曰：“人之本意天良，天理具足”，人人均有“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心”的“圣賢之镃基”，但卻“棄之如敝屣”而不知愛護與護持，從而導致“見物不見道”，未能學而樂道至圣。[51]程俱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君德業未成的緣由并非是“不克不及”，而是“不為”。[52]而之所以會產生“事至于不欲為”的本源，袁說友認為是由于“志弗堅”，[53]缺少堅強的意志而導致的結果。又楊時以舜為例，提出人君當志于道，像古之圣人一樣“以全國為心”，其“食包養意思而飽，必思全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全國之有未安者”，以蒼生為念，仁愛全國萬平易近[54]。袁甫“從六合一體的角度”對“低廉甜頭復禮為仁”章、“仲弓問仁”章進行了詮釋，指出“己與六合萬物本無隔也”，禮本“周流貫通乎六合萬物之間”而“無不周徧”，但因“人惟認八尺之軀為己”，故“與六合萬物始隔矣”，因此需求通過“低廉甜頭復禮”，才幹實現“洞然至公”。仁禮本是一源，“禮在是，仁即在是矣”，只要往己、往私、往欲，“通人己為一”，學會換位思慮，方可做到“人即己也，己即人也”，視平易近如己，則“全國歸仁焉”。[55]
（三）治國理政之道
假如說在宋代士年夜夫的觀念中君德養成是儒家霸道幻想實現的條件條件，那么，王朝的施政理念與辦法則是重建“三代之治”的主要保證。因此需以仁愛之心行仁愛之政，以德治全國，德禮并用、君臣正位、親賢遠佞、節用愛人。
1．為政以德，德主刑輔。《論語》中“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等章節，是經筵官們經常選取用來闡發為政幻想，引導君王以德治國的主要思惟資源。如王十鵬說“為政以徳，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徳于為政之時，行所學于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全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眾星咸拱。人君以徳為政，無為而治，而全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56]以德治全國，不僅勞少功多，成效顯著，並且是堯舜等圣王所遵守的治國方略。徐元杰將此視為“執要御詳之機括也”，并引程頤之言曰：“為政以徳，然后無為”，包養心得人主常以“道心”駕馭“人心”，“自有乃至全國心悅而誠服之。”[57]從為治為政之年夜本與功能的角度而言，政刑為為治之具，德禮為為治之本。“人主之治全國”，如以政刑“使平易近有懼心”，不若“使平易近無愧心”，“驅之而后從，不若化之而不忍犯”，[58]以德禮化平易近從善。袁甫以“良知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認為不成隨意以刑殺人，如“以生道殺平易近，雖逝世不怨”等思惟，[59]體現了儒家以暴政德治為焦點的霸道幻想。
2.舉賢授能，親賢遠佞。《中庸》曰：“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60]人才之進退直接關系到國家政權與社會管理體系的正常運行，因此關于正人君子之辨、若何舉賢用賢成為經筵官們講學時最為主要的話題。劉克莊經筵講《論語》共16章，就有12章觸及到君子“色厲內荏”“鄉愿”“巧舌令色”等表現與迫害，以及微子、箕子、比干、周公等賢才的進加入進，并將賢人隱逸視為“禮樂散亡”、國家虛弱的標志。[61]呂公著解“有朋自遠方來”時，從士人之朋引申至皇帝當以賢為朋，不僅應“致當世之賢者”以燕見勸講，並且應訪賢舉才、廣搜遺佚，使得“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62]楊時指出：“蓋正人君子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人君欲安平易近當以“知人為先”，[63]警惕“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長短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64]袁說友提出人君當不拘于一格選拔人才，其才“或小或年夜而皆適于用,用之各得其地,則小用而小,年夜用而年夜,隨其分量以成績其功用。”因材施用，量才授官，這既是堯舜用人之準則，也是“人主用人之要道也。”并稱“堯、舜之知人，則以巧舌令色為必畏；夫子之論道，則以巧舌令色為不仁”，“惡直丑正為衰世之風，往佞嫉邪為治世之事”，勸誡人君親賢臣遠君子。[65]袁甫、徐元杰、程俱等均有類似的言論。
3.君臣正位，以禮相待。為維護國家政治生態與社會次序的穩定，孔子特別強調“正名”，請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各盡其職。[66]對此，方逢辰進一個步驟引申道：“彝倫者，人性之年夜綱，政事之最基礎也。第彝倫之在人，內而至尊者無出乎父子，外而至年夜者無出乎君臣。茍在家，父焉而能盡父之慈，子焉而能盡子之孝，則必有以正倫理，篤恩義，小年夜咸得其宜，而家境齊矣。在國君焉而能盡君之道，臣焉而能盡臣之忠，則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務，高低咸得其所，而國體治矣。然則為政之本，又豈有出于君臣父子之外者哉？”[67]將君臣之分與為君為臣之道上升到人性年夜綱與為政最基礎的高度。程俱借“賢哉回也”經義的闡發，指出其心目中幻想的君臣相處之道是：臣以“道”事君而非“有自衒自鬻圖利于其君之心”，君待臣以“禮”而“不成以爵祿寵利”拘之。[68]呂公著指出假如人君不見知于下者，“則反身修德，而不以蘊怒加之”，[69]換位思慮，將心比心，令人佩服。從中可見，儒家之忠君并非無條件地愚忠愚孝，而是強調彼此對等，彼此尊敬，以禮相待。
4.施包養甜心政本“理”，節用愛人。在現實的政治運行中，應該遵守什么樣的為政原則呢？袁說友曰：“古之圣人，所以上而臨人，內包養網推薦以修已，外以應物，以理為本，以本為用，不敢輕用以悖理，不敢忘理以廢本。”[70]無論是管理國家，還是應事接物都要“循理而行”，凡“分歧于道者”，皆是“不由于正理”的緣由形成的。[71]那么，又若何權衡施政能否合“理”順“道”呢？程俱給出了謎底，那就是“施之當罷了”。如“孔子與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為吝，與原憲之粟多而不為汰。”[72]濟貧不繼富，損有余而補缺乏。楊時認為治國無論是“欽事而信為先”，還是“愛人必先節用”，亦或是“理財”，均需一本于包養一個月價錢“軌制”：“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于義”，“歲終制國用，則量進而為出”，“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這才是真正的“愛人之道”。[73]所謂人君之為人謀，應該是“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于墻下，畜雞彘于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命而無憾”。反之，“若夫征求無藝，擅全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平易近之亡命凍餒而莫之恤，非為人謀而忠也”。[74]從中可見，儒家士年夜夫對國計平易近謨的關切，以及對君王的殷切希冀。
三、《論語》經筵講義的詮釋特點
相對漢唐章句訓詁之學，宋代經筵講官們不再拘泥經文之“原意”與字詞句的注釋，而是更重視經典中修己治人之道的“義理”闡發，力圖借助經典詮釋的“主導權”與經義的創造性詮釋，闡發本身對時代社會問題的思考與政管理想尋求，以此致君堯舜，道濟全國。[75]所以南宋衛涇說：“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為本。然學有小年夜，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此書生之學也；究圣賢之專心，明古今之年夜致，識安危治亂之體，察善惡消長之機，斯為帝王之年夜學。”[76]帝王之學的這種“究圣賢之專心”以明古今治亂的請求，使得經筵講學具有發揮義理，出之己意，規諫君王；情勢不受拘束，議論說理，清楚曉暢；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切現實等特點。
1.發揮義理，出之己意，規諫君王。每位經筵官因學術旨趣、性情特征、人生際遇等分歧，其解經時所選取的經文不盡雷同，即便是同樣的經文，其詮釋也是各具特點，帶有濃郁的個人主觀顏色，融匯了生平學術思惟與社會政治觀念，具有有為而發，義理闡釋，出之己意，規諫君王的特點。好像樣是對“賢哉回也”章的闡釋，袁說友通過顏回之樂在“道”與凡人之樂在“欲”分歧，引申至“則堯舜所憂所樂者，蓋在于誅亂以求賢，得賢乃至治”，[77]勸諫在上位者不當以位為憂樂，而應以得賢為憂包養意思樂。程俱重在闡發人君觀賢舉才待臣之道，指出像顏回這種“以道自任”，不為貧賤富貴所移的圣賢正人，方可“任全國之重”，人君對其可以“禮致”而不成以富貴利祿誘之并有驕士之心。[78]方逢辰重在闡發孔子、顏回、堯舜之所以圣的最基礎緣由就在于其“處情面所年夜不克不及堪處”，仍能擴充天理所賦于人之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心，“見道而不見物”，不像年夜多數眾人“見物而不見道”，以富貴聲色為樂，從而引導人君以兢兢護持“圣賢之镃基”為樂，學為圣人。[79]
2.情勢不受拘束，議論說理，清楚曉暢。關于經筵講學方法，徐鹿卿曰：“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執經進酒保，必有發明正理，開啟上心”。[80]宋高宗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故啟迪朕意？”[81]這就意味著經筵講學必須采取靈活多樣的情勢與淺顯易懂的語言，將經典中的義理清楚地闡發出來，以達到啟迪君心，成績君德圣治的目標。是以經筵講義的體例形形色色，情勢不受台灣包養拘束。或先列經文原文，再以“臣以謂”“臣觀”“臣聞”等按語闡發經義，如程俱、袁說友等；或先列經文原文，不下按語，直接另起一段，闡發義理，如王十鵬、袁甫、方逢辰；或采取“巧舌令色章”等情勢歸納綜合經文，再進行義理闡發，如呂公著、楊時；或融經文與詮釋為一體直接進行闡發，如徐元杰。經義闡發篇幅長短紛歧，完整服務于論說宗旨的需求，并以議論說理等方法層層推進，清楚曉暢。如楊時在闡發“吾日三省吾身章”時，先闡明凡人“三省”之表現，再聯系人君修身治國之實際，闡發人君之“三省”在于使蒼生安居樂業，親親友賢，尊德進賢。[82]可謂由遠及近，邏輯清楚，說理透徹。又如袁甫闡發“正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經義時，先對什么是“文”進行清楚釋，接著話鋒一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對“文”與“仁”的關系進行了追問與解答，指出“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最基礎，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而“為仁專在乎反己”，只要“用力在已而又得良輔，則商討揣摩之益日增”，不應“雕蟲篆刻、破裂經旨”以為“文”，進而指出“君不仁而在高位”所帶來的迫害，警醒人主當以“修明師友講習之學”為急務。[83]可謂循循善誘，步步推進，邏輯謹嚴，語言流暢，淺顯易懂。
3.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切現實。為防止空包養甜心泛的理論說教，增強經筵講學的生動性與興趣性，經筵官們還會采取引經據典、交叉故事等方法，闡發經義，關切時政，啟發君主。縱觀宋代《論語》經筵講義，其所引之經典觸及了《尚書》《詩經》《禮記》《周官》《周易》《左傳》《孝經》《年夜學》《中庸》《孟子》《論語》等“四書五經”，且其經義闡發援用“四書”逐漸增多：如楊時、劉克莊、程俱、徐包養網站元杰援用《中庸》，方逢辰引《年夜學》；楊時、王十鵬、袁說友、袁甫、程俱引《孟子》；楊時、袁說友、袁甫、程俱、徐元杰、方逢辰引《論語》等，既有以它經證《論語》經義，也有引《論語包養一個月》自證，呈現出融會貫通“四書”經旨義理的傾向，流露了宋代表學的興起與新經典體系逐漸構成的學術動向。同時，在經義詮釋中，經筵官們往往借歷史人物或故事為人君供給行為規范與治國借鑒。如劉克莊釋“六言六蔽”時，運用歷史故事分別從“君”與“士”兩個對比角度闡發“不學以明其理”而形成的各種弊端：“臣謂‘好仁欠好學，其蔽也愚’，以士言之，宰我所問進井求仁之類是也；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掉國是也。‘好知欠好學，其蔽也蕩’，以士言之，惠施、公孫龍之徒是也；以君言之，周穆王滿足以知車衛馬足之所包養網心得至而缺乏以知《祈招》之詩是也”等等[84]。袁說友為說明“君子儒”的迫害，列舉了“小則如漢張禹、孔光之徒，年夜則為唐許敬宗、柳璨之輩”等故事，以警醒“君全國者，其于用人之際，庸可忽諸？”[85]用人當明辨正人與君子，等等。無論是引經據典，還是博采故事，亦或是議論說理，詮釋的落腳點依然是現實社會生涯與人君修身治國的實際，所以在講義中，勸誡君王的拳拳之言觸目皆是。如“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甜心寶貝包養網故哉？”[86]“此自古圣人之所深戒者也”[87]；“今欲于期月之間，一全國、返舊都、致承平、興禮樂，是則力缺乏矣，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今欲勤聽斷、明政刑、節財用、慎舉措、修軍政、紓平易近力、進賢能，以馴致中興之功，此則可為之事也，茍不為焉，是則畫也，是為長者折枝，而自以為不克不及之類也。”[88]無不安身于君王之實際，以治道重建與君德養成為目標，具有強烈的現實關照性。
四、結語
關于宋學精力，錢穆認為“厥有兩端：一曰改革政令，二曰創通經義。”[89]面對著唐末五代十國末年的政治動亂、世道淪喪，宋代士年夜夫們力圖回到原始儒典，通過對儒家思惟資源的從頭發掘與詮釋，建構“明體達用”之學，以重振倫理綱常與社會政治次序。尤其是范仲淹與王安石“得君行道”而發動的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讓眾多的知識分子們看到了“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的嚴重感化，[90]將“得以學術進說于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91]使全國蒙其利視為儒者包養sd的“很是之遇”。而經筵軌制的成熟與完美，經筵官講學時的“從容敷繹，以伸論議”，君臣間叩問治亂來源根基的“反復問難”與“開沃啟導”等，[92]為士年夜夫以經義影響帝王，熏陶君德，參政議政供給了主要渠道。假如說在哲宗之前，經筵教導更著重于國家興衰治亂的經驗借鑒與總結，那么程頤進侍經筵所提出的“君德成績責經筵”則是對王安石過于重視以富國強兵之“術”影響神宗而導致與平易近爭利、變法掉敗的反思，標志著經筵教導重心向“內圣”的轉向，將君德視為“外王”功業成績的條件保證。經筵成為士年夜夫引導帝王以“學”明“道”成“德”致“治”的主要平臺，促進了“學術”與“政治”的互動，“創通經義”與“改革政令”的貫通，從而培養了宋代獨特的思惟學術風貌與士年夜夫政治。
《論語》作為承載著儒家修己治人之道的經典，從仁宗時便已成為經筵講學的必讀典籍，終宋一朝，歷代諸帝無不研習《論語》，尤其在高宗、理宗朝，《論語》屢次被進講，其間所蘊含的為學明道、正心修身、孝悌愛親、暴政德治、節用愛人、學為圣人等思惟，成為經筵官們用以教導帝王，成績君德，寄寓幻想，建構治道的經典依據與價值來源。而經筵講學的“帝學”性質，又促使經筵官解經時多重視義理闡發，從而構成了以己意釋經，規諫君王，情勢不受拘束，議論說理，清楚曉暢，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切現實等特點。通過經筵講學，不僅增強了君主對儒家思惟價值的認同與懂得，為君臣在為政理念與思惟意識上達成共識供給了契機，奠基了君臣共治格式的思惟基礎，並且促進了儒學向最高層的滲透及官學化；此外，經筵官年夜多為當世名臣碩儒與學界官場代表人物，為全國人所矚目，《論語》在經筵的進講與“義理”解經方法，促進了《論語》的社會化、普及化，推動了北宋經學由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型，[93]呈現了帝王之“學”“德”“治”之間的互動與貫通。
注釋：
*本文為作者所掌管的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項目編號：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①]《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997頁。
[②]王琦，朱漢平易近：《論宋代儒家新帝學的興起》，載《鵝湖月刊》第45卷第6期。
[③]王琦：《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載《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9872頁。
[⑤]宋代經筵官重要包含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侍講、侍讀、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等。
[⑥]王琦：《朱熹帝學思惟研討》，新北，花木蘭文明事業無限公司，20包養軟體20年，第34-36頁。
[⑦]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635頁。
[⑧]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675頁。
[⑨]范祖禹：《帝學校釋》，陳曄校釋，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2015年，第89頁。
[⑩]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366頁。
[11]范祖禹：《帝學校釋》，第90-91頁。
[12]范祖禹：《帝學校釋》，第105-112頁。
[13]范祖禹：《帝學校釋》，第133-135頁。
[14]王應麟：《帝學》，見《玉海包養妹》卷二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吳國武：《程頤進侍經筵考——兼談朱熹的講讀活動及程朱系譜的構成》，載《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熹誕辰800周年紀念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98-1包養條件12頁。
[16]徽宗時楊時曾為邇英殿說書；欽宗時除楊時為諫議年夜夫兼侍講。今《楊時集》《全宋文》存其《論語》經筵講義九章。其生平事跡可參看《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楊時傳》，第12738-12743頁。
[17]畢沅：《續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662頁。
[18]程俱生平事跡可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五《程俱傳》，第13136-13138頁。其《北山集•進講》中存有《孟子》《論語》經筵講義。
[19]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81頁。
[20]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第2887頁。
[22]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2747頁。
[23]《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職官二》，第3825頁。王十鵬等生平事跡可參看《宋史》卷三百八十七《王十鵬傳》，第11882-11887頁。其《梅長期包養溪后集》今存《小學講論語》三則。
[24]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2734頁。
[25]賈超：《南宋詩人袁說友行年考》，載《新國學》2017年第2期。
[26]袁說友《東塘集》卷十一《講義》便是其為宋寧宗經筵講《論語》的講稿。
[27]畢沅：《續資治通鑒》，第4499頁。
[28]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畢沅：《續資治通鑒》，第4653頁。
[30]徐元杰于淳祐元年(1241)，拜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其《楳埜集》存有《（論語）經筵講義》與《進講日記》。袁甫在理宗親政后，曾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其《蒙齋集》存有《（論語）經筵講義》六章。劉克莊曾任崇政殿說書，于淳祐十一年（1251）為理宗講《論語》，今存《后村師長教師年夜選集》與《全宋文》中。
[31]鐘信昌：《宋代經筵講義研討》：臺北，臺北市立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36-140頁。
[32]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包養情婦085頁。
[33]程顥：《上神宗論君道之年夜在稽古正學》，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五，北京年夜學中國中古史研討中間校點收拾，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9年，第45-46頁。
[34]范祖禹：《上哲宗論學本于正心》，見《宋朝諸臣奏議》卷五，第47頁。
[35]呂公著：《論語講義》，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上海，上海辭書出書社；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6年，第265頁。
[36]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8]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0]徐元杰：《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1-292頁。
[41]劉克莊：《論語講義》，見《全宋文》卷330冊，第125-126頁。
[42]四庫全書研討所收拾：《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75頁。
[43]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40頁。
[44]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徐元杰：《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1-292頁。
[46]徐元杰：《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3頁。
[47]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9]徐元杰：《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5-296頁。
[50]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2頁。
[51]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包養條件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2]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4]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3頁。
[55]袁甫：《經筵講義》，見《蒙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6]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徐元杰：《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2-293頁。
[58]徐元杰：《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3-294頁。
[59]袁甫：《經筵講義》，見《蒙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頁。
[61]劉克莊：《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330冊，第126-132頁。
[62]呂公著：《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50冊，第265-266頁。
[63]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4-285頁。
[64]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79頁。
[65]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29頁。
[67]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8]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9]呂公著：《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50冊，第266頁。
包養違法
[70]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1]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2]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3]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0-281頁。
[74]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0頁。
[75]王琦,朱漢平易近：《以道學建構帝學——朱熹詮釋的另一種理路》，載《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76]衛涇：《論圣學劄子》，《后樂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本。
[77]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8]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9]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0]徐鹿卿：《辛酉進講》，見《清正存稿》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1]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2885頁。
[82]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79-280頁。
[83]袁甫：《經筵講義》，見《蒙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4]劉克莊：《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330冊，第125-126頁
[85]袁說友：《講義》，見《包養ptt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6]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2頁。
[87]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8]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九州出書社，2011年，第6頁。
[90]《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第10544頁。
[包養價格ptt91]程顥、程頤：《二程集》，第540頁。
[92]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3]王琦：《從章句之學到義理之學——以朱熹與為例》，載《東北平易近族年夜學學報》2018年第5期。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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